HuangHeCreativeWriting
黄河文创
与您同行
（总第期）
朔县师范怀旧
文/吕中
一
也许是时间太久了。最近这几年，当听到有关我们师范的消息或是想起我们师范生活的时候，已不象以前那样冲动了，而是一个假设总是横亘在眼前：假设我们师范有一个象北大未名湖那样的湖，或者我们师范有一条象华东师大丽娃河那样的河，结果会怎样呢？会不会能够改变被搬迁的命运呢？事实上我们师范既没有湖也没有河，和水毫不沾边。只有一座高高的水塔矗立在饭厅旁。而且为了我们师范的生存，必须搬迁到交通方便，繁华热闹的城市去。那样大的一片土地，鳞次栉比的房子，笑语连天的青年，说搬走就搬走了，说没声就没声了。只有萋萋芳草从操场上，从甬道上，从屋顶上不断的蔓延，那是真正的人去房空。对于从我们师范毕业出去的人来说，我相信那一大片房子肯定会无数次地进入他们的梦乡。那是所有在这里读过书的人的初恋。当然这个初恋是超越了爱情的，是人生的初恋。许多人以这里为起点，走上了他们幸或不幸的生活之路，因此，师范又是他们的宿命。这个既是我们的初恋又是我们的宿命的师范，不管你承认与否，它就象背景一样，映衬着我们的过往，象胎记一样，道出了我们的出处。年秋天，一群十七八岁的青年，从天镇，山阴，平鲁，左云，右玉，朔县，带着兴奋与懵懂，又一次走进了师范。之前的第一次是一个多月前。他们在中考时考出了好成绩，被师范预选，也仅仅只是预选，最后的决定在于师范的音体美加试。那时候，他们的心里忽上忽下，不知道命运将走向何方，因为对于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孩子，音体美怎么考，考什么，简直就是一头雾水。他们在这个陌生的，看起来有点辽阔的学校紧张而又不着边际地准备着。由于紧张，由于仓促，他们还没来得及细看充满异国风情的建筑，就匆匆地结束了行程，回到家里，一边等待通知，一边一鳞半爪地回忆着对学校的印象。现在他们又来了，这一次，心里不再忐忑，也许还有一丝少东家的感觉，脸上挂着少许成就的微笑。他们嘴巴张的大大的，眼睛睁的圆圆的，贪婪地看着学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师范距他们每个人的家乡也就是百里之遥，但仍有被夸张地称为老乡的高年级的同学来接他们。看着他们那傻呼呼的样子，老乡一付过来人的架势对他们说，有你们看够的时候。一个班五十二位同学，男女比例一比一。这个比例引的我们的学长惊呼不已，直叹来的早了，好像是在男女均衡的环境里，就会大有作为似的。事实上，三年的师范生活，很多人并没有作出学长嘴里的作为，也不过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了生命中的三年。不过，就是这平淡无奇的三年，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蜕变，就象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就象没有人看见雪消融。谁都不会想到，让我们蜕变的第一步，竟然是从脚下开始的。年的冬天，北风在朔县大地上呼号，这才是传说中的真正的朔风。我们穿着肥大臃肿的棉衣，（外面罩着黄褂子蓝裤子，或者是蓝裤子蓝褂子，女生虽然比男生艳丽一些，却也强不到哪里去）坐在教室里晚自习。由于陌生，每个人都带着一点矜持，没有熟悉的沙沙沙的书写声，也没有把教室的顶掀翻来。一个同学出去了，皮鞋踩在砖地上，咯噔咯噔的声音挠的人心里痒痒。又一个同学出去了，又是咯噔咯噔的声音。咯噔咯噔的声音既不象高跟鞋那样清脆有力，也不象布鞋那样轻便无声，是一种厚实的，闷声闷气的皮革触及地面的声音。这声音提醒我，我的同学们告别了灯芯绒棉鞋，走进了皮鞋时代。那个冬天，同学们回到宿舍就从床边取下一块油渍麻花的布片，先把鞋上的浮土擦净，然后从箱子里取出鞋油，拧开鞋油帽，小心翼翼地把鞋油涂在皮鞋上，再用鞋刷均匀地涂抹开，没有遗漏，没有死角，这个过程称之为上鞋油。过一会儿，当鞋油渗进皮面，皮鞋显现出一种深沉之美时，就用鞋刷在鞋面上来回的刷，直刷的皮鞋露出乌幽幽的光来，这个过程称之为打鞋油。打鞋油后还不算完，把那块布片凌空一甩，甩掉浮土，一手抓一头，在皮鞋上用力地拉，皮鞋就放出华丽的光亮。鞋是猪皮鞋，猪皮在猪身上时，一个毛孔一根毛，毛孔的真面目象死人肚里的秘密，永无面世的可能，猪皮做成鞋，穿在同学们的脚上，毛孔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再经过鞋油的浸润，毛孔愈发张狂，竟有了喧宾夺主的味道。毛孔象瓷器上的砂眼，一个毛孔就是一个高光点。好在同学们的皮鞋都是猪皮鞋。那年冬天，鞋油味在宿舍氤氲不散，“金鸡”或者“黑又亮”成了同学们嘴里的热词，品牌意识第一次在我们的大脑里有了一席之地。我相信这皮棉鞋是同学们的第一双皮鞋，是同学们的处女皮鞋，我更有理由相信，这有可能也是同学们家里的第一双皮鞋。有一个同学去朔县城做了一条裤子。又有一个同学去朔县城也做了一条裤子。于是，一大批人都到朔县城做裤子了。年的朔县城，象一个婆婆管辖下的童养媳，眉眼没有舒展开，手脚也没有放开来，一付灰扑扑的苦瓜脸。即便如此，我和我的同学还是趋之若鹜。利民大商店应该就是朔县城的王府井了吧，进出商店的人挨挨挤挤，街上也是人头攒动。有一个声音到现在还能在我的耳边响起，那是一个苍老混浊而又突兀的声音，我当时问朔县的同学他在喊什么。同学说是卖东西的，我问卖什么的，他说绱鞋锥子，洗瓶刷子。一个看不出年龄，面目模糊，头发一绺一绺地耷拉在脑门上，披着一件油腻腻的蓝大衣，嘴里用朔县方言喊着绱鞋锥，洗瓶刷的人，就成了很多人对朔县的影像与声音的记忆。80年代有两种职业占尽了风光，出尽了风头，那就是理发与裁缝。而这两种职业竟被同一地区的人所把持，这个地区是浙江温州。朔县城里，理发店和裁缝铺大都是温州人所开。温州与朔县那可是万水千山呀，低眉顺眼的朔县城尚且如此，全国各地也应该差不到哪里去。我和我的同学们曾探讨过温州究竟有多少人，最后也没探讨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做裤子不在温州裁缝铺子做，是在本地的一个裁缝铺。原因是最早做裤子的同学就在这一家。师傅是个约摸四十多岁的胖女人，满脸横肉，五官象被人用力按了一下，都是扁平的。脖子上挂着一条皮尺，耳朵上夹着铅笔，谁进去都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们把布料放到工作台上，说做裤子，她就从脖子上拽下皮尺，量了裤腰量裤长，愣是没说一句话。在给我们量的过程中，她不时的斜着眼，瞅着斜对面人进人出的温州裁缝铺。量完后她很简短地问要多宽，我们没明白，见我们发呆，她说裤脚。我们马上说一尺。有个同学说尺二，她低着头说那是喇叭筒。那段时间，我们都穿着这种灰不溜秋的裤子，在我们师范招摇。有位老师说男生都抗了两把扫帚，义务打扫卫生。我们低下头审视裤脚，我们的裤脚宽大无边，稍一用力，地下的浮土跟着打旋。学校大门的一侧是理发室。有人说发的理发票可以不理发，能做别的。能做啥？答曰能熨裤子。于是，被我们穿的起了螺纹的裤子被请进了理发室。一到晚上，理发室水气氤氲，哧哧声不绝于耳。熨衣服好像应该是女性的专利，在我们师范却不是。男生出没于理发店是稀松平常的事。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他细致，耐心，关键是热心，常常见他抱着卷成一团的裤子进了理发室，过一会儿，满头大汗的托着一摞舒展的裤子出来。年的深秋，邻班的一位同学在我们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穿着一身咖啡色的西装，出现在师范大院里，当然还有皮鞋，还有领带。西装革履这个只在书本里见过的词，应该是西方人的名片，再不济也是华侨的标识，可现在，就在我们中间，活生生的出现了一个西装革履。用现在的话来描述我们当年的心境应该就是这让我们情何以堪。这个获得了天下谁人不识君效果的家伙，在我们的口诛中，依然神气活现。年春季开学了，呼啦啦一大批西装革履出现在我们师范，这当中既有学生，也有老师。大家互相看啊看，看的都有点难为情。这些洋装穿在身的人，也就是去年吐槽洋装的人。从那时起，我理解了言不由衷的确切含义。牛仔裤好像也是年开始大规模的进入我们师范的。和西装革履相比，牛仔裤应该是更另类，但有了西装革履的铺垫，牛仔裤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石磨蓝的牛仔裤买回来先不穿，而是拿到水房洗，一盆又一盆蓝格莹莹的水在我们的咒骂声里悄然流去，当洗出一丝一缕的劳动人民的本色白后，牛仔裤穿在了我们的身上。和直筒裤相比，牛仔裤太犟了，简直就是一头桀骜不驯的猪。直筒裤穿在身上，我的罗圈腿就是雾里看花，最多是高度疑是，牛仔裤一上身，腿被箍的紧紧的，罗圈腿象江南园林里的月洞门一样，出现在同学们的面前。说了这么多，好像女生的穿着没有变化似的。不要忘记，女生的穿着永远要比男生繁文缛节。我不愿多提，只是怕人们对我另眼相看，好像我有恋衣癖好似的。但有一件衣服不能不提。这件衣服在语文老师的嘴里应该是那个承上启下的段落，在历史老师的嘴里应该是那个扭转局面的转折点，在经济学家的嘴里应该是那个风云突变的拐点——健美裤。人类自从有了衣服，女性的身体就成了幽暗的禁区。历朝历代的女性服饰，莫不是或宽大，或飘逸，其意义不是藏着就是掖着。虽然在民国时有旗袍的惊鸿一现，但那是少数人的专利，无数广大的中国女性还是无缘展示她们窈窕身材的。健美裤的横空出世，让多少女性的身材达到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境界。毫不夸张的说，健美裤是以后中国女性服饰的奠基者。年春天是我们的毕业季。这个时候，我们的衣着有种曲终人散的随意，但这个随意，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格局。绒衣可以反着穿，西装搭配牛仔裤，衬衣套在毛衣外，所有的随意，无不显示这是一群即将毕业的老大哥，而不是初进校园的毛头小子。我们最后的蜕化是我们的脑袋。有长发，有短发，偶尔也有光头，但这只是发型的不同，真正的蜕变是顶在脑袋上的帽子被时代之风吹的不翼而飞了。多年以后，当我想起在我们师范的外在蜕变，竟然是从脚起，至头止，就联想起在社会发展史中关于类人猿向人进化的过程，那也是从脚始，至头止。这是巧合？还是偶然？二上世纪八十年代，被以后的人们称之为黄金时代或白银时代。那时候，各种观念与思想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又马不停蹄地由沿海飘向内地。当风尘仆仆的观念们飘临到我们的上空时，我们还能嗅到海的腥味。至正是八十年代的中心地带，虽然我们已达到了成年公民的岁数，可惜我们却象懵懂无知的少年，全然不知我们正处于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只是热衷于传播闻所未闻的消息与不能接收的事实。社会大学校，学校小社会。现在看来，其实我们师范的每一个变化哪怕是细微的饮食变化，都和社会的变化是一致的。我们师范好像是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实行饭票制。之前是分饭制。所谓的分饭制就是几个人分成一组，轮流值日打饭，食堂做什么就打什么。勺把子可比枪杆子，好在是轮流执掌。而饭票制则给了每个学生相对的自主选择权。分饭制向饭票制的演进，实质上就是国家经济改革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饭票制好像是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但对于我们师范的早餐来说，饭票的持有者只有买与不买，买多与买少的自由。如果给我们师范的早餐做广告，我一定会选‘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一句。如果这一句还欠抒情，那么就借用多多的名句：你买，或者不买，我就在这里，你吃，或者不吃，情就在这里。我们师范的早餐那是真正的雷打不动。我不知道在我之前和在我之后的早餐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到我们师范的第一顿早餐和离校时的最后一顿早餐是一模一样的——小米稠粥。三年间，一伙大师傅，专注于一口锅，倾情于一顿粥，结果却是不尽人意。除了大师傅们有敷衍了事之嫌外，更主要的是日复一日的稠粥让刚刚解决了温饱的我们产生了味觉疲劳。暗黄色的小米稠粥，比小米粥稠，比家里的稠粥软，吃到嘴里粘粘的，不时的还有谷壳在舌尖上跳动。与小米稠粥伴侣的是烩菜。山药蛋，圆白菜是烩菜里不变的内容。山药蛋有时皮没有削尽，那皮上斑斑驳驳的黑点分外引人注目。冬季里的圆白菜冻了后有种甜甜的味道。稠粥与烩菜不离不弃，相帮相扶着走过了数不清的春夏秋冬。打个粗俗的比方，如果说烩菜和稠粥是一对贫贱夫妻，那么酱豆腐就是稠粥的红颜知己。暗黄色的稠粥，暗淡的烩菜，毫无生机，这时候来一块色泽紫红的酱豆腐，无疑会让一顿饭活了起来。紫红色确有一种妖娆的美，可惜我们师范的酱豆腐是土黄色的，离开师范后，直到现在再也没有见过那样的酱豆腐。记的知道早饭有酱豆腐时，毫不犹豫地要了一块，当大师傅从罐里夹出酱豆腐放在我的饭盒盖上时，土黄色覆盖了我的紫红色记忆。看着那块毫不起眼的酱豆腐，我一口吞了下去，那滋味，真正是谁吃谁知道。我们都是农村来的孩子。农村的孩子大多能吃苦，能隐忍而又不铺张。一个月十五元的生活费，虽说不是绰绰有余，但也绝对不会让我们显的捉襟见肘。年冬季，也就是我们刚入学的那一季，在我们这届学生中兴起了一股古老温馨的小风，女生给男生送饭票。女生食量小，又节俭，这样每月的饭票就有盈余，盈余下来的饭票就送给食量大的男生，当然是送给同县的男生。我没有接受过这样的馈赠，但这股小风到现在还在感动着我。这股小风只刮了不到一年就结束了。真正能体现我的饭票我作主是在我们的午饭上。我们师范有两个食堂，两个食堂是一样的，就象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两株枣树。年秋季，我们师范好像是突然冒出了个三食堂。据消息灵通的同学说学校的食堂承包了，有一部分大师傅到太原学习了一段时间，回来就成立了三食堂。那时我们都是搭伙吃饭，那种铝制饭盒已被我们束之高阁，换之而来的是从朔县利民大商店买回来的搪瓷饭盆。搪瓷饭盆的外面印着粗糙的红花绿叶，盖子是一个圆盘，既可盖住饭盆，又可放馒头包子之类的主食。搭伙吃饭有点像找对象过光景的意思，两个人的脾气和眼光差不多了才好。有的搭伙从一而终，有的搭伙苟且将就，有的搭伙朝秦暮楚，有的搭伙始乱终弃。搭伙吃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省钱。每天中午，我和我的同学从食堂打饭出来，一个人端着饭盆盖，上面放着象一座小山似的十个馒头，一个人端着饭盆，盆里的菜只淹没了盆底，不足饭盆的五分之二。时光荏苒，我们师范饭菜的色泽，形状，味道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就如西去的黄鹤，一点音讯都没有了，有的只是用几个词组成的概念而已。不过有一个菜到现在我还经常吃，倒也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而是我就好这一口。想当年三食堂的师傅们从外面学艺回来后，每天中午都会炒几个有别与大食堂和二食堂的菜，小炒小日圆就是其中之一。毕业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想起我们师范，而想起我们师范就会想到小炒小日圆。后来成家了，有了掌勺的机会，就试着开始做，可总是不得要领。慢慢的，慢慢的，到现在我炒出的小炒小日圆无论从色泽上还是从味道上都足以和我们师范的小炒小日圆媲美了。虽然不知道做法上是不是一个样。我的做法是小日圆一个去包皮，切菱形片，热锅冷油，放花椒八角干辣椒炸，待炸出香味后，把这些滗出去，放葱姜蒜，同时放菜片，慢慢翻炒，火为小火。当把菜片里的水逗出来后，改大火迅速翻炒，倒老抽翻炒几下关火，之后撒盐就可出锅了。《水浒传》里有个故事，讲的是皇帝后宫佳丽无数，却仍贪恋民间美色，为此专门修了一条从皇宫通往民间的暗道。故事极具荒诞性，但故事所折射的心理却是人人皆有的。这种心理表现在工作中，就是不安于现状，敢于折腾，与时俱进，表现在感情上就是喜新厌旧，表现在吃饭上就一个字：馋。馋和饿不同，饿反映的是数量，饿的时候只要能填饱肚子，树皮草根都好。馋反映的是质量，是对规定的食物有了厌倦，需要某种食物来替换规定的食物，以达到牙齿与舌头的满足。年春天，也就是师范二年级时，我们对师范的饭菜已达到麻木的状态，有一天，班上有个同学说新安庄有户人家卖鸡蛋。有的同学听后眨了眨眼，有的同学干脆装作没听到。也是的，卖鸡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提供消息的那位同学见他的包袱没人接，直接把底给抖出来了：那户人家不是卖生鸡蛋，而是做成荷包蛋卖，另外还白给吃一碗疙瘩汤。同学们的眼里放着异样的光彩，我甚至听到了我吞咽口水的咕咕声。透过三十年如歌的岁月，我看到了汉语表达的变化。三十年，人们的生活提高了，语言表达也跟着丰富了。白吃一碗疙瘩汤，放到今天，无数的人会选择这样说：免费赠送一碗疙瘩汤。为什么放着简单明了的不说，却偏偏要用语病连连的句式，这是汉语的进步还是汉语的倒退？难道直抒胸臆非的曲径通幽？那天的下午感觉有点漫长。下学的钟声终于响起后，看着三三两两的同学们拿着饭盆走向食堂，我们七八个人有说有笑地出了师范大门。走过一条短短的街，又穿过两条小巷，来到了一座小院前。院子的主人在院里迎接着我们。小院干净整洁，日头擦着树梢划过了院墙，窗户上的玻璃竟然放出黑黝黝的光来。七八个人鱼贯而入，屋子里一下子显得拥挤。脱鞋，上炕，炕上更是拥挤不堪，膝盖顶着膝盖，手臂挨着手臂，偌大的一块红花油布，恁是被我们坐的只剩下圆桌大小的空隙。主人笑吟吟的把一只醋碗放在了油布的红花上，一把筷子散放在碗的周围。我们都热衷于自己想说的话，谁都没有注意到，一碗醋竟然不知啥时候见底了。是殷勤的主人发现了情况，他咧着嘴，笑嘻嘻地把醋续上，并且是满满当当的，碗里又放了一把勺子。随着主人的动作，我们才把目光都聚到我对面的一位同学身上。醋倒的满，碗没法端起来，他就用勺子盛着醋，一勺子一勺子的往嘴里送。我们都惊的大呼小叫，他却笃定如常，仍是不紧不慢的节奏，对我们的惊讶眼皮都不瞭一下，边喝边说：醋都没喝过？我们村里家家都酿醋，每家最少也得五六缸，缸是一个人都搂不住的大皮缸。农忙时节，从地里回来，乏困的不行，掀开醋缸，盛一碗醋，三口两口喝下去，长出一口气，一身的乏困顿时就去了不少。呀，这醋有点酸。他的话刚说完，热气腾腾的荷包蛋就端上来了。一个人八个荷包蛋，一碗疙瘩汤，套用评书的套路，那就是甩开腮帮子，抡开大槽牙，吃的是风卷残云，沟满壕平。当我们打着饱嗝走出小院时，亮晶晶的星星綴满天空。对于师范的吃食，留给我的回忆如莽莽的草原，随便拽一把，眼前就是一片葱绿。譬如隔班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从家里才返校，知道他的腰包很鼓，我们就打他的秋风。他买来一听午餐肉罐头和五束挂面，那是隆冬时节，外面朔风呼号，宿舍内炉火正旺，炉子上坐着的小水桶咕咚咕咚地冒着热气。先下挂面，后放罐头，挂面刚下就不时的被人挑起来尝，吸吸溜溜的声音不绝于耳，当挂面确实熟了后，用筷子满桶的划拉，却找不到一块像样的罐头。譬如班里的一对搭伙搭档，竟然从家里带来了莜面和粉条。他们像花木兰出征前那样积极地准备着，从朔县城买肉，从食堂要调料，从老师那里借炒瓢，从电工那里弄来电炉子。有一天中午回到宿舍，一股奇异的气息窜进了鼻孔，我闻到了正月的味道。难怪香气扑鼻，原来炒瓢的盖子已掀在一边，腾腾的热气正在宿舍里氤氲。小巧的莜面鱼儿吸足了油水，显得油光水滑，雪白的粉条经过油水的浸润，业已透明。这样的焖鱼儿不吃简直就是罪过。譬如金秋时节，新安庄的村民推着自行车顶着大日头，默默地行走在师范的大院里。自行车的后架上夹着一根木棍，木棍的一头一个桶，桶上蒙着白色的笼布。我们知道，桶里是刚出锅的玉米。这时节的玉米，早已过了一咬一口水的时期，而是有点面，有筋道，有嚼头，色泽上也相对老成，一行行的玉米颗粒象老玉一样，放射出温润的光芒。新安庄的妇女们挎着箩筐，轻快地游走于宿舍之间，我们也知道，箩筐里是成熟饱满的西红柿，黄的象黄玛瑙，红的象红玛瑙。再譬如，班里的一位同学在吃过晚饭后和人打*要吃五个水果罐头。五个罐头倒在饭盆里就是满满的一盆。当他吃的只剩盆底里的一泓糖水时，嘴里竟不住的喊渴死了，太渴了。再譬如…………香气早已散尽，画面却像昨天。这就是记忆。三年暑假期间，我妈给我缝了新被子，新褥子，又买了新床单，做了新枕头。我爸摸着红底黄花的人造棉被子笑着说这都快赶上妆新了。我妈的嘴角无力地动了几下，我知道那是笑的意思，是和着我爸的意思。我妈说要是能去师范，就让天和帮着装个草褥子，要是去高中就从家里装吧。天和是我表弟，他已在师范读书了。我不知道，谁也不知道，那段时间，是我和我妈相处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师范开学一个月后，我才去师范报道。迟去的原因是后话，后话不提。年，朔县师范和往年的招生不同，只招了四个普通班，但同时又招了四个民师班。普通班是相对于特长班而言，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届没招特长班，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毕业后只能做文化课老师而不能做音体美老师。民师班招的是民办教师，这些年轻的民办教师，在承担着大量的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不忘学习，他们是民办教师中的佼佼者，考入民师班，就意味着他们从此成为了公办教师。如果说我们读师范是为脱一张农皮，有一个铁饭碗，那么对于民师班的同学们，就不仅仅如此，就更有了一种鲤鱼跃龙门的变身。我被分在了混合宿舍。所谓的混合宿舍，就是宿舍里住着的人不是一个班上的。我清楚地记的报到那天是星期天。班主任把我领到宿舍时，宿舍里没几个人。老师说这是个混合宿舍，有普通班的同学也有民师班的同学，跟这些老哥哥们住在一起真的挺好的。老师又说这个宿舍有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是山阴的，今天是星期天，他回家了。就是老师的这句话，让我的心里萌发出友谊的种子，最后竟成就了一生的友谊。老师是个寡言的人，说完了要说的，面对着宿舍里的几个老哥哥，脸上竟有了一丝的羞涩。那一夜，躺在陌生的床上，听着不同的方言，心思竟然走的很远。后来同学们的鼾声渐起，家人的面孔又走马灯似的在眼前出现。那一夜究竟睡的有多迟不知道，只知道第二天是同学们的洗漱声把我给弄醒了。我的铺位在底层，我睁着眼睛看宿舍内的陈设，从砖地看到双层床，从床看到屋顶，再从屋顶回到砖地上，就是不想起床。一个老哥哥走到我的近前说你真有福呀。我对他眨眨眼笑了笑。他又说你们班主任出早操时来过了，看你睡的香就走了，我们要叫醒你，但你们班主任说让他睡吧。我们班主任，年纪和我们差不多，却整天对我们急吼吼的，和管孩子没啥两样。我猛地坐起身问老哥哥，早操上完了？他笑着说早饭也吃过了。带着懊悔的心情，我的师范生活开始了。古语说百年修得同船渡，那么我和我的同室的同学们，最少也的有四五百年的修为吧。写到这里，忽然就明白了当下社会上的同学热，原来同学都是一会的人。俗语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没几天我就和我们宿舍的老哥哥们熟悉了。广灵的老曹操着一口浓郁的广灵话，每晚都给我们讲梅花*的故事，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广灵人嘴里的知不道是不知道的意思。右玉的老陈是个文艺青年。浑源的老胡浓眉大眼，满脸的络腮胡子，粗犷的外表下有颗极柔的心。朔县的老殷，低低的个子，身子极单薄，话语不多，声音低沉，满脸都是慈悲。应县的小李（民师班岁数最小，同学们都称他为小李）戴着一付度数比较大的眼睛，整天乐呵呵的，他在，宿舍里就笑声不断。每天的早晚小李就用宿舍里的水桶熬小米粥，逢人就让喝碗粥。中午从从食堂打馒头，然后是一杯盐开水。一个月十五元的生活费他能省下七到八元。宿舍里的老哥哥们实在是看不下去，都用和相处时间不匹配的言语来说小李，有时甚至是训斥，小李都是一付笑脸，后来，小李开始买菜了，但却是最便宜的菜。灵丘的老刘和他媳妇双双考入民师班，这在全校都是独一份的。老刘每天回到宿舍就盘腿坐在床上，一边抽烟一边给我们讲灵丘的黄烧饼与豆腐干，讲北京与柴沟堡。还有浑源的老王与老杨，还有我的同班同学，还有我的隔班同学……。又是一个星期天。天和带着我到村里一户人家装草褥子。那人家的草垛积的像电影里的草垛一样浑圆高大，浅黄色的黍穰散发着庄稼的清香。鼓鼓囊囊的草褥子被我们背回宿舍后，还是小李老师帮着铺平的。我们班的男生宿舍离食堂比较近，吃过饭后就免不了到宿舍去坐坐。真正是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班里的宿舍地中央打着六七辆自行车，空间感特别的逼仄，洗脸盆有的在床下，有的则和自行车抢占着地面，床上的被子有的叠起来，有的却象刚刚铺好，还有的毫无规则地掀在一边，一付闹轰轰的样子。反观我们宿舍，两辆自行车善解人意地靠墙而立，一条绳子上搭着花花绿绿的毛巾，洗脸盆都在床下，小李手上的扫帚还没放下，老刘又拿起水桶准备打水。虽说住着一屋子的青年人，却绝没有脚味汗味，清清爽爽的宿舍里，只有淡淡的烟草香味在氤氲。虽然，虽然我们宿舍不是我们师范的唯一的混合宿舍，但是，渐渐的，渐渐的，我们宿舍竟成了人气最旺的宿舍。每天来串门的人络绎不绝。来串门的都是民师班的同学。普通班的不来，也许是内心里有代沟吧。有的同学私下里称民师班的同学为老民办，不料这个称呼竟象石子投入水中一样起了涟漪，慢慢的就扩大到全师范都知道了这个称呼。只是没有人当面叫。老民办，这个戏谑的称呼，分明含了蔑视的成分。一个看上去比我们宿舍的老哥哥还要老的老哥哥来串门了，这个人很霸气，后来才知道他现在的班主任竟然是他代初中时代过的学生。一个高大帅气的老哥哥也来了，后来在我们师范文艺演出中出尽了风头，成了民师班的明星。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哥哥，好像姓祁，几乎每天都来。因为个子矮而一直没有对象。每天来了就给我们讲些笑话，他有时就是我们宿舍老哥哥的笑话。转过年开学没几天，他又来了，喜孜孜的给我们分糖吃，还说民师班就是他的福地。原来是在假期有人给说了对象。宿舍里的老哥哥们觉的宿舍里少了点什么，原来是老祁有段时间没来了。老祁什么情况，有人问，有人说老祁请假了。于是老祁就被放到一边。有一天的下午，老祁穿着又宽又大的西装来到我们宿舍。老祁的西装大，腿显得更短了，裤脚鼓鼓囊囊地堆在红色的皮鞋上。我们被他的模样逗的都哈哈大笑，老祁也是笑的呲牙咧嘴的。我们的笑和老祁的笑不同，我们笑老祁的样子，老祁是笑他心中的美好吧。老祁从口袋里掏出烟来说今天每人都抽一支吧，是喜烟，老胡你必须的抽一支沾沾喜气，说不定过几天就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了。老曹嘴里含着烟说老祁你办喜事了，摆了几桌？老祁说几桌？我们是旅行结婚。老陈忙问到哪里旅行去了，老祁说北京。老刘又问看了北京的哪些地方（老刘曾经到北京旅游过，给我们讲了不下三次），这时老祁已经坐到了床上，说啥地方也没去，就在旅馆。我们众人都睁大了眼等老袁的下文。老祁睥睨着我们，说我们下了火车就奔旅馆去了。我媳妇和你们一样，也嚷嚷着要去这里要去那里的。我说哪里也不去，就在旅馆。我媳妇说不是说旅行结婚吗，我说旅行结婚，旅行是修饰结婚的，主语是结婚。老曹问那你媳妇从了你吗，老祁很不正经的笑着说，不从难道她还放着北京的旅馆不住往回跑？老胡你快把烟点上沾沾喜气。老胡看看烟又看看老祁，托物言志般的点燃了手中的烟。民师班的老哥哥们有一部分已成家了。这些老哥哥们的媳妇们当中有胆子大的，便借着来师范看看的名义来师范看自己的丈夫。我们师范的原址是一座德国人修建的教堂，欧洲风格的建筑与中式房子和谐结合，哥特式的尖顶教堂，原木的地板，精美的砖雕，这些塞北不常见的景观，想必老哥哥们回家后又添油加醋的说了不少，这才引的他们的媳妇对我们师范充满了向往，而且对自己的丈夫生活在这样美好的环境产生了担忧。某某某的媳妇来了，这样的消息往往会在瞬间传遍民师班。于是一伙又一伙的老哥哥们赶着趟地去看媳妇。每逢这样的时候，我们宿舍的气氛就很不对头。老胡满脸的山河破碎，老陈的书也看的不安稳，老刘抽着烟来回的在地上走。老曹，只有老曹笃定如常。老曹给老刘支招说老刘你请假呀，朔县城里到处都是小旅馆，还愁你下不了火。老刘古怪地看着老曹，说老曹你说啥呢，你才有火呢。年秋季开学，宿舍调整。我离开了和我朝夕相处的民师班的老哥哥们，和班上的同学住到一起了。刚开始不习惯宿舍里的喧哗，就经常怀念和老哥哥们相处的日子。现在想起那段时光，心里还是暖暖的。老哥哥们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快乐，老哥哥们的生活态度，做人原则，到如今还在影响着我。年轻人的心永远是敞开的。和班上的同学住到一起没多久，就融成了一个整体。宿舍里的凌乱不但熟视无睹，自己也是制造凌乱的一分子。那时候我们把这种凌乱看成是小节，不拘小节乃至放荡不羁正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因为在那时候，我们爱上了诗歌。奉着诗歌的旨意，打着诗歌的名号，我们可以彻夜争论而烟头满地，可以把小便放在脸盆里，可以把臭袜子卷在衣服里。那时候，一册《星星》在手，再抽上劣质香烟，就好像握住了中国诗歌的脉搏。其实，班上别的同学很清醒，他们觉得我们是不可能成为诗人的，他们只是波澜不惊地看着，事实是到现在我们班上也没有一个靠诗歌吃饭的。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回到宿舍，我们就不停的说呀说，真的是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宿舍里我的一位老乡，年纪轻轻的就患上了神经衰弱症，他一个人静静的躺在床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夜深了，有的同学睡意阑珊，有的还在兴头，这时有人会说睡吧睡吧，别影响老葛休息。说话的人把声音放低了一点。过一会儿，说话声又高起来了，我的老乡会猛的大喊一声，睡不睡了！宿舍里马上鸦雀无声。又过一会儿，不知谁实在憋不住了，笑声从嗓子眼里流出来，然后是哼哼哼的笑声，最后是集体的哄堂大笑。四年秋天，我在师范的音体美测试中失利，与我们师范失之交臂，于是就背着行李去县一中读书。一个月后，师范扩招，我在范围之内，于是，就从县一中卷起行李，到师范读书。送我到师范的是我哥。当我们提着一袋行李，一个木箱子，一个提包，鼓鼓囊囊的出了朔县火车站后，我回头看了看那几间落满了黑色灰尘的米黄色房子，心里竟然有一种说不出的不甘来。那时候朔县城里有没有出租车不知道，但我们的脑子里是没有这个概念的。通过和人打听，我们踏上了一条发白的小路。小路越走离铁路越远。走着走着就走到一条河边，河面宽阔，河水汤汤，后来才知道这条河很有来头，就是有名的桑干河。在河的西面有一座高高的铁路桥。就在我们决定上不上桥时，过来一辆马车，好心的车倌得知我们是到师范读书的学生后，痛快地让我们坐上了他的马车。河水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深。马车走在哗哗的河水里，骡子的尾巴左右摇摆着，一瞬间好像是回到了村里。小时候最爱坐马车，觉得马车是最好坐的车，那种一晃三摇的感觉，真的是让人舒服，我家隔壁的张大爷赶了一辈子的马车，他只要斜挎在车辕上就会丢盹打瞌睡，人送外号迷糊匠，张大爷本人也说自己在车上睡的香，有人问他一天能睡多少觉，他说大概能有三十多次，虽说常睡觉，可赶了一辈子车睡了一辈子觉，却一次事都没出过。张大爷说就怕以后老了赶不动车后，睡不着觉。真是巧的不能再巧了，简直就是编好了似的。看着看着到河岸了，骡子不知道咋的就从车辕里钻出来了，车辕一下子戳在河里，溅起来的水花洒的到处都是。骡子站在水里不动了，我们也站在水里。幸好行李没有被水花打湿。接下来的路走的有点艰难。路是土路，鞋是湿鞋，不一会儿就走的满脚泥泞。走过一排白杨树，进入一个村庄，当看到教堂的尖顶子时，我和我哥说，师范到了。听同学们说师范有大轿车一星期一次往返于朔县城与师范之间。三年间，不知是我生性懦弱，不敢于老师同车还是别的原因，反正是一次也没坐过大轿车。我只是在校园内远远地看过那辆红白相间的大轿车。那时，大轿车就叫大轿车，大巴是它后来的名字。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们，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县城情结。在我们成长的年代，城市离我们太远，远的几乎和我们没有关系。只有县城，才会被我们常常提起。我们周围的人，隔三差五的会从县城带回各种各样的消息，从而丰富了人们的谈资。一个孩子，如果去了一趟县城，那他即使是极其普通的孩子，也会因去了县城而罩上光环的，而且这光环至少会保留一段时间才会褪色。在我们的内心里，我们师范不在繁华的城市，再不济也应该是个县城，没想到我们师范是在一个村子里，而且和我们村也没什么两样。在我们的内心受到挫折后，朔县城就成了安放我们心中的县城情结的绝佳之处。读师范的我们，经济相对独立，这样，在我们过星期的时候，会随便找个理由，或者只是一句话，就奔朔县城去了。听高年级的同学说我们师范距朔县城是八里地，八里地，对于从农村出来的人来讲，根本就不是个事。我们说着笑着就到了朔县城，我们打着闹着就去了朔县城。其实，去朔县城最好的时间不是星期天，而是上课时间。那个时候，朔县籍同学的自行车静静的放在宿舍里，就像良驹栓在马厩里。我们师范是中规中矩的学校，早操，早自习，晚自习，除了没有高中的紧张氛围，简直就是高中的翻版。请假是需要一个拿的出手的理由的，旷课更是极少的事。因此，当确实有事需要到朔县城时，我们会谦卑的向老师请假，然后按捺住兴奋的心情，快步走回宿舍，推了自行车出来，会一直推着到校门口。出了校门，翻身上马，拼了力气的蹬自行车，轱辘下的土路发出沙沙沙的声音，这时如果遇到步行的人，那感觉简直有了神采飞扬的成分。如果是那个性张扬的同学，他们是等不到出校门的，他们从宿舍里推出自行车就会一撇腿上车，然后就是快速的蹬车，好像他们胯下骑的不是自行车，而是飞行器。当然，一串串清脆的铃声，也会溅落一地。我们师范所在的新安庄村只有一个小卖部，就在我们师范的对面。小卖部里只是些最常用的日用品。我们师范的里面也有一个小卖部，所卖的物品和小卖部比起来更简单一些。年，国家的经济没有大的飞跃，人们的消费观念跟着也没有大的起色。虽然这两个小卖部就可以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虽然我们师范书声琅琅，琴声悠悠，柏树园雅静，杏树园热闹，操场上拦截抢断，甬道上人来人往，虽然朔县城就是一个大圐圙，崇福寺名头很大却终年紧紧地关闭着，利民大商店不过就是一个大的小卖部，阁儿东商店光线昏暗，电影院的海报老是过期，满大街都是硬硬的朔县话，但是，但是这一切都挡不住我们对朔县城的乐此不彼。就是我们师范人，把这条八里长的土路走的越喧越白。如果那时有航拍，航拍一次我们师范放假的情形，那效果一定是让人感叹的。一千多人走在一条八里长的土路上，有的大包小包，有的两手空空，有的呼朋引伴，有的落落寡欢，前面的已经进了朔县火车站，报纸铺在地上，扑克业已洗好，后面的还在师范的大门前徘徘徊徊。平心而论，我们师范放在任何年代，都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那连成一片的灰色的房子放在一个普通的村庄里，就像一个智者隐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寓所里，打坐，修行，韬光养晦。那个和晋北高原上无数普通村庄一样的村庄，因了师范，而变的生动，变的活力，变的温文尔雅。短短的八里土路，像壁垒一样，将朔县城里的喧嚣与嘈杂拒之门外。八里土路还可以看作是分水岭，一头是世俗，一头是清高，一头的道德堤坝正慢慢溃退，一头的传统美德正静静的流入心田。一头的欲望越来越强像蛇吞象，一头的职业操守让守住清贫的底线。这八里土路更可以看作是缓冲带，从沿海吹来的时尚之风，所到之处人人心旌摇曳，这股风从朔县城出来，吹到这八里土路上，小石子绊住了它的翅膀，浮土让它放慢了脚步，到的我们师范时，它的狂热与生猛不见了，竟有清风徐来的样子。批判，质疑，认同，接受，最后沉淀成我们自己观念的一部分。当然，有世俗的爱情也搁浅在这八里土路上。前年，在朔州同学聚会。说到我们当初的师范，每个人都是心有戚戚，后来决定去一趟师范。车子行驶在平坦的柏油路上，起先还说着当年的趣事，后来一车人谁都不说话，就那样静静的望着车窗外的景色，这大概就是近乡情更怯的心理吧。从哪个方向看，都看不到那条土路，那条土路踪迹全无，好像是从来就没有过似的。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没人走的路或很少有人走的路，慢慢地又变回了大地。五回忆我们师范的生活，爱情应该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毕竟，我们都到了情窦已开的年龄。八十年代的校园爱情，应该是中规中矩的，至少在我们师范是这样的。那时候学校是不是有禁止谈恋爱的规定已记不住了，但那时谈恋爱确是静水深流。校园内绝对看不到卿卿我我的男女，女生宿舍虽然不像现在明文规定不准男生进入，但那时的男生绝不会无端的进入，即使有去女生宿舍的，那也是班上的干部。即使是事出有因，那也会让同学们奚笑几天的。我知道，每一段爱情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但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在社交软件盛行的今天，这个问题就不是个问题，但在一个男生女生单独说话都要被侧目的时代，我想唯一的手段应该是古老的那种，眉目传情。眉目传情之后就出现了情书与小纸条，那个时候，所有的同学听到情书两个字就会亢奋，亢奋的两眼满是探寻的亮光。其实，那是荷尔蒙在我们的体内作怪。小纸条就是简单的情书。我亲眼见我们班上的两个同学捉弄一个正在恋爱中的同学。他们写了一个小纸条放在了他的文具盒内，内容是到南门外约会。这位同学一中午辗转反侧不能午休，最后也没有行动。后来他们分析没有得逞的原因是小纸条太简单了，最起码应该写上时间。南门外之于我们师范，和八十年代的外滩之于上海的关系是一样的，都是爱情的代名词。南门外在我们师范是个高频词，几乎每个人都会无数次的提到南门外。但究竟有多少人在南门外谈恋爱，恐怕只有南门外的杨树知道。我曾和要好的两个同学去看过南门外。我们从宿舍出来就说走的慢一点，就像轧马路一样的走，可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快的像上操。发现快了就慢下来，走着走着又快了，谁让我们年轻呢。南门外也太不经走，几分钟就到了。南门外静静的，根本就没有一个人，路两旁是两排高大的杨树，微风把杨树叶子吹的沙拉沙拉的响，不远处的田地里有青绿的禾苗在摇曳，其时，西边的天上一片绯红。我们没有谈过恋爱，但不等于我们的心里没有爱情。每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同学都揣了一份影影绰绰的情感去憧憬着未来。星期天的下午有人在教室里的黑板上写了一句话。上晚自习时全班同学都看到了，同学们的神情各异，但共同点应该是兴奋。写的人不好意思走上讲台把话擦了，而值日生又被众人挤兑的没法上去擦。整个教室里涌动着莫名的空气，有人甚至闻到了馥郁的花香。晚自习的钟声响过后，语文老师进来了。事后我想，幸亏是语文老师，要是换作别的老师，尴尬的境况一定是免不了的。我们的语文老师爱好文学，有浪漫的情商，他首先看到的是和以往不一样的眼神，然后就检查自己的衣服，后来他看到了黑板上的句子后，才明白了同学们的眼神。老师看着黑板，马上把一个看似物质的需求，转换成了一个精神需求。老师说同学们开始学着写诗了，那咱们班就办一份报纸吧。就是黑板上的一句话和老师的一个建议，我们班办了班报《振新报》。我不知道我们毕业后再有没有班办报纸，反正是在我们那一届，包括上两届，我们的班报是独一份。那句话确实是一句诗，我记得清清楚楚:干渴的嘴唇和谁亲吻！现在想想，我们师范真的是太小了，和现在几千动辄上万人的学校相比，我们师范实在是寒酸。我们师范没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没有公益组织，没有名目繁多的讲座，更没有舞会与剧社。只有几个不好意思说出来的摄影爱好小组，数学兴趣小组，二胡小组，其余的我们都是在上课，上课。我们师范的南面是一片一片交错的农田。当田地里的禾苗长的绿油油时，我们师范会搞一个“五四”朗诵会。各班选出朗诵选手，全校比赛。用朗诵的形式来纪念“五四”，是一个学校对一种精神的铭记，更是一代人对一种精神的传承。现在的“五四”，已经被“五一”小长假所取代，那把从赵家楼烧起来的火，转过来烧旅游这口大锅了。“五四”青年节淡出了历史，“五四”只能在历史课本里觅它的踪迹了。天气渐渐地热起来了，同学们的衣服由臃肿变的苗条时，我们师范要进行队列队形比赛了。那段时间，操场上都是口令声，一队队，一列列，抬左臂，迈右腿，示范动作，分解动作，尖利的哨声响彻校园。年队列队形比赛前，我们的班主任给我们买了白手套和黑鞋油。（比赛应该是秋鞋，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是皮鞋）我们估计我们班会在比赛中大出风头，不料有消息传来说有的班不光有白手套和黑鞋油，还有头油！秋高气爽的秋天过去后，萧瑟的冬天降临了。当白毛旋风伴着呼啸的朔风在校园里摸爬滚打，当桑干河的河床成了一条浅蓝色的玉带，当通往朔县城的那条土路上的浮土被吹走，变的又硬又白，我们师范要举行“一二.九”越野赛。那一天，不管天多冷我们都会到操场上去。我们穿的鼓鼓囊囊，选手穿的精神抖擞。发令枪响后，一群精神抖擞的人就奔南门外去了。用越野的方式来纪念“一二.九”，是对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样的论断的最好抨击，也表明无论任何时代，最早觉醒的永远是学校与学生。现在，“一二.九”已被“双十二”挤到历史的夹缝里，全民购物的狂热要比越野的气势大的多。当然，“双十二”更不是历史上的西安事变。越野赛后，我们就开始新年节目的排练。新年各班的晚会倒是不足论道，最大的看点是学校的文艺比赛。每个班都出节目，各有各的招，我记得民师班的同学竟然把他们家乡的小戏搬上了我们师范的舞台。那段时间，有文艺天赋的同学走路腿都打着颤，脸上的风光更是无以言说，没有文艺细胞的同学也是春风拂面，他们在感叹自己不能在大庭广众下露面的同时，悄悄地对自己说最起码不用上课。无论排练什么节目，每个班最终都有一个保留节目，那一定是长征组歌。我记得我们班唱过《过雪山草地》与《四渡赤水出奇兵》。列宁在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中说：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是什么肤色，无论你是在异国他乡，你都可以凭《国际歌》熟悉的曲调，为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我也可以肯定的说，在雁北地区，只要是能哼唱几段长征组歌，而且是不管桑子如何都唱的动情的，十有八九是从我们师范走出的人。六我在时间之海里奋力的扑腾，向着那泛黄的年代泅渡。由于人的兴趣不同，我相信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同样的事，不感兴趣的，也许过一段时间就忘却了，对了兴趣的路子，也许就深深地刻在生命的年轮里。与生俱来的偏好，也许自己也不知道，它却把我们的记忆引向永恒。去年的一顿晚饭，放到今年来复原，结果肯定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涉过三十五年的时间之水，我想复原对我们师范的个人记忆。秋季。我行走在师范的校园内。当琴声响彻四方，我的内心却是难以名状的。对母亲的病情的担忧，让我对所有的事都提不起兴趣来。而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师范读书，不光对我，对母亲也是个很好的慰籍。那琴声从教室，从宿舍，从琴房里淙淙地倾泻出来，一下一下地冲击着我的内心。小时候，我们学校也有一台风琴。常年没人弹，上面落满了灰尘。在我更小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台更破的风琴，上面的簧片都被孩子们弄下来当哨子吹了。我家里就有一片，簧片呈暗黄色，上面布满了细小的黑点。在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学校分来个年轻的师范毕业生，这位老师没事时就弹风琴，十个手指在风琴上不停的跳动，弹出了我们想听的歌儿，那时候觉得世上最好的手艺就是弹风琴。校园里的风琴声传入我的耳朵，渐渐地我分辨出其中的主旋律。那竟是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一首儿歌——《一分钱》。我觉得不可能，就又连着分辨了就几次，确定确实是我没有听错。接着我的疑惑也谁之而来，堂堂师范，风琴弹出的主旋律竟然是一首儿歌，这实在匪夷所思。后来请教一位高年级的老乡，他说别小看那首儿歌，那是音乐考试的必考题，大规模的弹奏，是同学们都想在考试时及格。他的解释让我释然，我们师范毕业后是要去教小学生的，教小学生不会儿歌那是说不过去的。第二年，当我们对风琴熟悉后，也开始弹《一分钱》，不是八度伴奏，是和弦伴奏。我问过高我一届和低我一届的学长学弟们，问他们那时候我们师范上下课是打电铃还是敲钟，他们一脸茫然地看着我，然后是疑惑地说打铃吧，敲钟是什么年代的事呀。我这样的问他们，是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师范的上下课是敲钟的。我又问了我们班上的一位同学，他确凿地说是敲钟。他说想不到在师范还能听到钟声，当初他听了钟声，竟然想到了西湖十景之南屏晚钟。他的话让我高兴，这说明我的记忆是对的。刚到我们师范听到钟声，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钟声离我已经很久了。小学时，我们学校的树上吊着一口钟，老师轮流敲，年轻的老师敲的很急促，年长的老师敲的很悠扬。星期天，我们会趁着学校没人，偷偷地解开栓在树上的绳子，麻着胆子敲几下，钟声真好听，它的余音更好听，钟声响过之后，它的余音还丝儿丝儿地传入耳朵。升了初中，就变成了拉电铃，那刺耳的铃声，总让小肚子有一种紧迫感。在师范听到钟声，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再有就是尖顶教堂配上钟声，有进入电影的感觉。看了我们师范的钟，才知道钟吊在树上实在是寒酸。我们师范的钟是吊在钟楼里的，钟楼建在房顶上，也许就是和教堂一起建的。从钟楼里顺下一根长长的绳子，栓在一棵沧桑的柏树上。钟楼在西北角的柏树园，我们教室在东南角的那排新房子里，两者之间的距离在校园里是最远的。钟声传到我们教室，仍是清脆的，悠扬的。敲钟的人是位老者，想必敲的有些年头了。那钟点敲的准不说，每次都是一样的数目，节奏也是一样的，第一声响起来，满院都是钟声，余音慢慢散开时，第二声马上跟上来，中间间隔的时间是一样的。老者的面目已想不起来了，只依稀记得老者身材矮矮的，胖胖的，终年戴着一顶蓝帽子。记得有人给老者起了个戏谑性的绰号，圪蛋。圪蛋是晋北方言，意思是滚圆滚圆的。我们师范还有一个声音让我终身难忘，那个声音来自体育老师。每天上午第二节课下课的钟声响过后，同学们从不同的教室涌出来，向着南面的操场散散漫漫地踢踢踏踏地走去。同学们已没有了初中生那种拘谨的样子了。小学时做课间操的光景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初中做课间操的情景还能想起一二。第二节下课的铃声响过后，同学们从教室里蜂拥而出，学校里的扩音器也随之响起，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歌曲。当同学们在操场上列队整齐后，喇叭里就开始了激越的广播体操曲。记得那时同学们最爱做的是第八节跳跃运动，整个操场上的学生都在跳，很多人都跳的没有章法，其实就是瞎跳，解散令后就一哄而散了。我们师范有广播站，但课间操时是没有动静的。操场是标准的米操场，操场上乌泱泱的全是人。我们之间横成行，竖成行，斜成行。当操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后，体育老师洪亮，激越，沉稳，节奏感极强的喊操声响起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操场的上空都是体育老师的声音。